北京强行清退，深圳房东赶人，始作俑者原来是同一个！
不论是在强行清退的北京，还是在房东解约的深圳，被归为“D端人口”的普通劳动者都没有伸张自己利益的权力可言。
去年下半年的北京清退“D端人口”还记忆犹新，今年深圳的“城中村”改造就开始加速推行了。作为深圳市属国资房企的万科集团，已经将改造项目推广到了龙华富士康周边的“城中村”，引发了不少当地工人的震动。
从深圳市公布的数据来看，目前深圳1041万套住房中，“城中村”住房约650万套间，占62.4%，相对而言，商品房只占12.4%。对于这650万套房，深圳在规划中提出，各区政府、管委会要组织“城中村”规模化租赁试点工作，推动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加快收储“城中村”住房进行规范经营，“十三五”期间要达到100万套。
在政府宣传中，这一政策被表述为增加保障房供应，关照民生的良政，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。若按一套住房平均2人来估算，100万套“城中村”住房改造意味着200万居民将受到影响。
而实际上，北京“十三五”规划制定的目标，也是要求城六区疏散200万人口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发生了清退“D端人口”的行动。可见，北京与深圳的政策指向是类似的，只不过具体实施方式有所不同。
那么为什么北京是采取强行清退的办法，而深圳则是采取显得温和些的手段呢？是因为深圳政府更为仁慈善良吗？并非如此，深圳只是选择了一个在其条件下更为经济稳妥的手段而已。
从城市类型上看，北京的定位是政治、文化中心，而非经济中心，深圳则定位为经济大都市，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。深圳需要在排除低端产业、“D端人口”的同时，吸引更多高端产业及其从业者的进入，而这类人的住房就要通过收回普通劳动者的住房来改造。
要使住房结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对于政府来说，更好的办法就是使用政策引导下的市场手段，而不是行政手段。对于邻近香港、社会组织活跃的深圳而言，使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强制手段清退租客，不但能避免租客对政府产生怨气，也可以减少外界的抨击。
北京清退“D端人口”
而对于北京来说，尽管其本身也在强调产业结构转型，但控制人口的任务更为突出，一些高新产业甚至都要转移到雄安去。北京的头号要务是政治任务，经济指标是次要的。其次，北京的低端产业也带有自发的聚集性，以小业主居多，而不是像深圳那样是靠招商引资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，在政府眼中更不具重要性。因此，北京无需过于忌惮迅速清除“D端人口”所导致的经济影响，可以干脆地清除其所属的产业。
作为集体用地建设租赁住房的试点城市之一，北京也宣称将提供更多“城中村”的土地建设租赁住房。但北京的规模就明显小于深圳，2017年至2021年只规划了50万套左右。当然，和深圳一样的是，北京的集体土地租赁住房也主要用于满足中产白领的住房需求。这些住房中只有一部分将成为公租房，而且普通非本地人很难申请。另一部分住房将交给市场来运营，比如万科投资的翡翠书院项目，就定位为中高端住房，9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金为1.5万-1.8万元，显然不是“D端人口”负担得起的。
北京万科的翡翠书院效果图
不论是靠暴力强行清退的北京，还是靠市场合约赶走租客的深圳，其举措所反映的权力关系都是一致的，那就是被归为“D端人口”的普通劳动者没有伸张自己利益的权力可言。同时，不论在哪儿，以国家资本为主的房地产商都试图在“城中村”改造中寻找盈利空间，而政府则在积极为其运营提供政策空间。
尽管北京不把经济增长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，其控制城市规模主要是为了强化社会稳定、提高宜居度，满足政治中心的需要；其对“人才”的经济需求不如深圳这么强烈。但是其调整人口结构的政策依然体现出一样的逻辑：牺牲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来满足“中产阶级”的需要。
这实际上也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在全国范围推行的政治逻辑——和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体现的政治逻辑一样，就是依靠“中产阶级”的政治保守性，抑制可能出现在普通劳动者中的激进运动，因此要尽可能地关照、扩大“中产阶级”群体。
这一逻辑，倒不是为“中产”本身，而是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稳定服务的，他们向来善于利用“中产”群体作为其统治的稳定器。这也是为什么，掌控着中国国家机器-国家资本的统治阶级，要在全国推行这样的发展战略。
作为普通劳动者、工人阶级，我们所要做的首先就是认清自己的利益所在，认识到这一社会的发展是以何种代价实现的。有些人或许会幻想自己也成为“中产”群体的其中一员，但须知这一群体也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用或牺牲的对象，当西方的工人运动陷入低潮，“中产”也渐渐失去了以往的待遇。此外，“中产阶级”在一个国家持续扩大的前提，是该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占据更多优势地位，而由此爆发的争夺已经带来了无数的灾难。
当我们认识到了这些事实，不再因为幻想而妥协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奋起维护自己的权利。作为租客，我们理所应当地要争取房东、房企给予更换住所的补偿，以及足够的缓冲时间，因为这种改造行动必然导致租房难度的增加；作为工人，我们也应该理直气壮地争取住房公积金以及涨薪，从而缓解我们租房的一部分压力，应该带动工友们一起团结斗争，拒绝老板的任何威逼利诱。
更进一步地，我们需要团结更广泛的工人，乃至各种各样的劳动者，开展更具有影响力的运动。比如说，想提高保障性住房的质量和供给量，就要靠广泛的社会动员来推动。1953年的香港大火，就是在底层群众不断动员组织的压力下，港英政府才出台了公屋政策来缓和矛盾。在这过程中，也需要团结部分“中产”群体参与运动，因为大家有着许多利益一致的地方，比如都遭受着地产大鳄的侵害；同时，我们也要不断与“中产幻想”带来的妥协性做斗争，将反对资本的运动进行下去，直到彻底的胜利。
就在当下，富士康工人小苹发起了追缴住房公积金的斗争。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和支持！而她们的斗争经验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财富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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